回忆白求恩

在五台山参加欢迎白求恩的大会

1938年6月下旬，白求恩从加拿大到延安后，曾被安排做中央领导的主治医生，但他主动请求到抗日战场去，他说：“我是外科大夫，到前线去抢救伤员，能救更多的人，那里才是我的位置。”毛主席看他坚决，就派他到中国抗战的敌后战场——晋察冀边区。他辗转到达边区的第一站就是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——五台山，聂荣臻司令员马上会见了他，听取了他开赴前线开展卫生医疗救护工作的想法和意见。

加拿大著名外科大夫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边区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军区指战员欢欣鼓舞。边区的群众高兴啊，纷纷将自己家人都舍不得吃的白面、鸡蛋、红枣、核桃给白大夫送来。

6月22日那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由晋察冀军区、边区政府和各群众团体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，在五台山东麓、清水河边金刚库村的一个开阔地召开，临时搭了木板讲台。军区领导、部队官兵、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近千人参加，连五台山的僧众也参加了。声势之浩大，是我参加抗战工作以来从未见过的。我作为《抗敌报》（后更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）的编辑，参加了欢迎大会。会场上抗日歌声嘹亮，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”“欢迎国际友人支援抗战”“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”“为抗日胜利而斗争”的口号声及歌声此起彼伏，场面十分热烈。会上，当地政府左县长和群众团体代表都讲了话，欢迎国际朋友白求恩大夫到边区来。

白求恩大夫热情演讲，他说：“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，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使我震惊。我从加拿大来到中国，是来帮助你们打日本的，我和你们一起反对侵略战争。我到了延安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，你们的八路军有很好的传统，艰苦奋斗，作战勇敢，又很团结。你们的抗日斗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外国有很多人是你们的朋友。我是来帮助你们的，和你们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”会场上一片欢呼声。因为抗战一开始，对敌斗争艰苦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很少召开。这一次欢迎大会，是我参加抗战以来参加的群众大会中，场面最大、人数最多、热情特别高涨的一次大会。68年过去了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           陈春森摄于1938年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白求恩到晋察冀边区后受到聂荣臻等领导亲切会见

白求恩大夫给我治愈中耳炎

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边区后，看到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焦急，根据他的建议，军区领导很快同意建立了一所战地医院，设在松岩口村。白大夫一边救治伤病员，一边组织训练班，培训大夫和护士。我记得当时还看到过白大夫写的一本书，叫《疗伤初步》，是个小册子，大概是董越千同志翻译的，这是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事。

1938年8月间，我突然感到耳朵不舒服，很痛，头也疼得厉害，发高烧以至于不能坚持工作。报社邓拓主任就让我骑他的黑色大洋马（聂荣臻司令员送给他的战利品），还派一个通讯员送我去白求恩主持的晋察冀军区医院看病。我从报社驻地大甘河村，来到了二十多里外的松岩口村。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山村，东西向有一条街，绿树成荫，石头铺路，一道清水从街中间潺潺流过。在游击战争的残酷环境里，看到这美丽的山村，使我感到特别的平静和安逸。

白大夫给我诊断为严重的中耳炎，嘱咐我一定要卧床休息（农村是土炕），不许我下炕。当时董翻译不在，我就用不太熟练的英语与他讲话（高中时学的用上了）。白大夫见八路军的病人能与他用英文交谈，挺高兴。他特别告诉我，抗战工作紧张，但要认真治好病，要老老实实躺着。由于医院正在筹建中，房子少，病号多，连老乡家都被安排成临时病房了，我被分配到一个老乡家的西房住。

当时我发炎很厉害，头痛得躺不住，就下炕到房门口坐坐。白大夫来查房了，看到我坐在门口，就批评我让我上炕去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小青年不听话（当时我21岁），马上回炕，躺着静养！”我只好回去躺下。他给我做了细致检查后，马上换了药，并对我说：“你的中耳炎很重，必须老老实实休息才能尽早消炎，回去工作。”

两三天后我病好些了，闹着要出院，他不让我走。当时战局很紧张，日本鬼子十分嚣张，叫嚣要“北围五台，中攻武汉，南取广州”。报社当时正在五台山区办报，接到命令，必须转移。报社通知我，要尽快出院，与报社一起行动。我再次找到白大夫，我知道白大夫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，病未完全好，他是不会让我出院的。我只好说有急事，请假回报社看看。白大夫了解到我请假与反围攻有关，就同意了，并给我带上了药。

我出院时是老百姓抬担架送我回报社的。一共20里的路程，从医院所在的松岩口村起，由民兵担架队员轮换着抬，要路过两个村子。每到一个村子就进行交接，这是根据地在战时形成的一个规矩。民兵对部队下来的伤病员进行村与村之间的交接，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换岗担架不停，快速转运伤病员。几个村的民兵就这样交换着抬，报社又派了一个通讯员来接我，一行人平安抵达了阜平县的瓦窑村。

因为报社在反围攻行军的间隙中仍坚持出版铅印报，编辑工作特别紧张繁忙。我在行军中坚持工作，也不忘白大夫的嘱咐坚持服药，严重的中耳炎被白大夫治愈了。

此后不久，五台山模范医院于9月15日举行落成典礼，白求恩大夫任院长。几天后，敌机对五台山狂轰滥炸，医院毁于战火中。白求恩大夫接受这个深刻的教训，认识到在游击战中，不可能在稳定的医院中进行治疗，便设计出了一种名叫“卢沟桥”的药驮子，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，建成了能跟随八路军打游击的“流动医院”。这样的游击战地医院，在敌后抗战前线上发挥了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。

游击战中救伤员

白求恩大夫在五台山山区和冀西工作一段后，1939年春天，随贺龙部队的120师到了冀中平原上，参加平原游击战。有一次，八路军在冀中一个叫齐会的村庄，打了一个歼灭大批日寇的漂亮仗，白求恩和他带领的医疗队在前线上抢救出许多伤员，立了大功。

当八路军胜利后转移时，敌机又来轰炸了，白求恩仍坚持在战地救治伤员。一位药剂员回忆当时情况时说，白求恩大夫是真不怕死的，他真了不起。在部队撤退时，情况万分紧急，他仍很沉着，专心致志地抓紧做手术，包扎、止血,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部队领导派警卫员催促他离开阵地，甚至“强迫”他转移。正在这时，一位浑身是血、肠子露出肚外的伤员被抬进了手术室，有人问白大夫：“这个伤员伤情这么严重，还能不能活下来？”白求恩回头一看，命令说：“快抬上来！”并立即给他进行手术。因医疗设备很差，只能用凉开水清洗肠子后，填回肚子里用线缝上。当时敌机还在狂轰滥炸，敌情紧急，警卫员拉着白求恩大夫要赶快撤离，但他根本不理，硬是坚持给伤员做完手术，并叫人拆了一块床板，抬走这个伤员后，他才转移。

这位伤员是当时在齐会激战中受重伤的一位连长，经过白求恩大夫拼命抢救，他被救活了。后来，这位连长立了战功，不久被提拔为团长。他对白求恩大夫感激不尽。

万人追悼白求恩

日军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越来越频繁，日寇的“三光政策”危及到每一个村庄，战斗的惨烈使我军伤员大增。为了及时地抢救伤员，白求恩大夫要求把战地医院搬到前线，离前线越近，就能及时救治更多的伤员，避免伤员因失血过多而造成死亡。

1939年11月，在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中，我军消灭日军1000多人，取得重大战绩。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我炮兵炸死。白求恩大夫不顾手指受伤后可能再度被感染的危险，继续坚持抢救伤员，直到战斗结束他才下了手术台。结果他被病毒感染导致败血症，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，在唐县黄石口村病故。11月15日，白求恩大夫的遗体被送到一个暂无战火、较安全的小山村——于家寨（当时属于曲阳县，现在属于唐县），17日，暂时秘密安葬。

晋察冀军区、边区政府沉痛哀悼白求恩大夫，决定将白求恩大夫的遗体移到唐县军城厚葬，建立纪念碑，印发纪念册，并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。1940年1月5日，根据地反围攻大战过后，在军城召开了追悼大会，共有一万多人参加。会上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读祭文。我最近再次寻找，翻阅历史资料，找到了这篇完整的祭文，是用文言文写的，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感到震撼与感动：“呜呼！伯琴（伯琴即白求恩），以天赋之英才，造医学之极峰，抱高尚远大之理想，献身革命。高爵不足羈其鸿志，厚禄不足系其雄心，誓讨佛朗哥之不义，投身西班牙之战争。地中海边，波涛未平；太平洋上，烽火方殷。君不辞劳，万里长征，深入敌后，赞助吾军。寒衣布士之服，饥餐粗砺之粮，救死枪林之下，扶伤炮火之场。运斧神于轮匠，奏刀妙于庖丁。无轻伤不速愈，虽重创而皆生。日劳病榻之间，夜书膏火之旁。行遇路人之疾，止予治疗之方。医术精于华佗，精神比于墨翟。非热爱乎人类，谁曾至于此极。革命未竟，英雄先亡。噩耗传来，云胡不伤。为君执绋，送葬军城，临穴涕泣，不知所云。”

聂荣臻司令员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哽咽着读完祭文，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。他号召晋察冀边区的干部、战士、医务工作者，向白求恩大夫学习。并宣布把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“白求恩卫生学校”，把军区模范医院改名为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。会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。晚上，军区文工团——抗敌剧社演出了纪念白求恩大夫的戏剧。

1940年6月21日，白求恩烈士陵墓和纪念碑建成，聂荣臻司令员从晋东南前线赶来，参加了揭幕仪式。

        聂荣臻在追悼白求恩的万人大会上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《抗敌报》刊登了有关追悼大会的通讯（田间文，陈春森编）

《晋察冀日报》连续报道白求恩

《晋察冀日报》最初起名《抗敌报》，取“抗击敌人侵略”之意。当时办报条件艰苦，阜平县山沟里没有铅印机，只能是石印、手写。我被调到报社工作，是1938年开春白杨林吐绿时。八年间，我一直负责编辑工作。创刊时，社长是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兼任，1938年4月，邓拓同志调到报社任主任。这份党报从创刊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一直在抗战前线打着游击出版。1940年条件有所改善后，就改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。那时，一边在北岳山区转战，一边出版铅印日报，在艰难的办报条件下，发表了不少有关白求恩大夫的报道。

最近女儿（陈华）帮我又翻阅了一下复印版的《晋察冀日报》，找到了报上发表的有关白求恩大夫的新闻与通讯，计有《五台群众欢迎加拿大朋友》（1938年6月27日）、《加拿大医师输血拯救伤员》（1938年7月19日）、《白求恩大夫建立模范医院》（1938年9月16日）、《人类义士白求恩逝世》（ 1939年12月29日）、《万人追悼诺尔曼?白求恩》（1940年1月13日）、《千百万军民永恒的悼念》（1940年6月27日）、《诺尔曼?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》（1940年6月27日）、《在烈士塔的遗迹上》（1941年1月12日）、《白求恩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》（1941年11月22日）、《白求恩和白求恩工作者》（1946年5月12日）、《访问白求恩医科大学》（1947年2月27日）等。

白求恩的事迹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连续报道后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广泛传颂。据《晋察冀日报》登载的消息，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培养的医生共有518人、药剂师449人、护士635人。这些医务工作者被派往华北抗日前线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开展医疗救护工作。白求恩精神的感召力，不只在医务界，还对广大的干部、战士、群众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在晋察冀边区，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1941年12月20日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召开的纪念白求恩大会上宣讲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后，宣传面更加广泛，白求恩成为全中国人民熟知和敬重的国际主义战士、亿万人民心中的楷模。

注：陈春森讲述，陈春森之女陈华整理。

陈春森(1916-2016)，曲阳县贾庄村人。1937年9月参加抗战，任曲阳县青救会副主任，主编《前进报》。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，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《抗敌报》社任编辑，是报社初创时期的干部之一。1940年《抗敌报》更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度艰险环境中坚持“游击办报”十年，曾任编辑、编辑科长、编辑部副部长、报社编委。1948年6月，任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副主任。从1949年5月起，历任平津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长，唐山铁道学院党委副书记，北方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，交大分校校长、党组书记，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政治部副主任等职。为中国铁路文联首任主席、铁道部政治部顾问。1982年被选为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，致力于《晋察冀日报》报史研究达34年。2016年因突发脑梗病逝于北京，享年100岁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曲阳县委党史办供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