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回忆

我是曲阳县范家庄乡武家湾村人，1915年阴历三月二十六生在本村。七岁上小学，念书到14岁，15岁考入灵山镇第五高小，二年后毕业。因家庭经济条件不能供读中学而失学。当年冬天，由村政府送我到曲阳城南关民众教育馆民校教员训练班学习，三个月毕业，毕业考试我考第二名，成绩优良。毕业回到家乡务农种田。在这期间在葡萄口村教书一年。

 1937年“七七”芦构桥事变，日本鬼子打到北平来，扬言三个月要灭亡中国。在这民族危亡之际，共产党八路军挺进到华北来，领导人们发动起来抗日打日本。灵山镇成立晋察冀第三军分区，聂老总大军在阜平城石家塞村。我当即于1937年十月初参加第三军分区司令部（参军），在三科当了通讯兵。我们管电话总机以及通往大军区，通往唐县、完县、曲阳城等多条电活线路，保证电话畅通。三分区有三个团的兵力，叫十大队、十一大队、十二大队。十大队住下河一带，大队长王子峰（实为王紫峰，编者注），十一大队大队长朱仰兴，十二大队大队长辛志刚，常在唐、完县活动，打击敌人。到1938年，司令部命令成立通讯站，通讯站设在灵山镇，司令部迁至下河，指定我为站长，管电话、电报、骑兵通讯等。

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，政委王平，副司全员黄永胜。1938年2月，我由保卫科周振国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9月我要求转曲阳地方工作，当时由曲阳县委书记接洽，我转到曲阳，县委分配我在游击区孙家庄区（老一区）工作，担任区民政助理员。1940年1月，县委保送我到阜平广安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受训学习，受训练半年。在学习中，我受到“模范学员”称号，奖励我布书包一个，还有一本油印毛主席著作。毕业后，1940年7月回曲阳县，县委决定我任一区区长，原一区区长孟子刚同志调唐县工作。

1941年春天，县委决定原一、三区合并。原一区是孙家庄区，有22个村庄，从许城东以北到棋盘，北至青阳贯，西至李家洼、北孝墓。原三区在下河镇，南起乔家马，东至占里，北至上河村，西至贾庄、庄伙。合并后为四区，共54个行政村，为抗日领导方便，唐县的唐河西边一部分村庄，如罗庄、南伏城、北伏城、十八渡、横河口、灌城、北屯村、南屯村、坡上、坡下，划归曲阳。1941年四五月间在北大洋召开交接会议，唐县县政府秘书张茂同志，代表唐县政府，詹一民、武振范二人代表曲阳政府接受。这些村庄的村干部都到会，张茂同志主持，讲明交接意义，詹一民同志讲话表示欢迎。交接会后，这些村庄，除南北伏城二村划为东旺区、横河口村划为灵山区外，其余村庄都划到四区来。

到1941年秋季，日寇扫荡边区后，冬天，日本鬼子就侵占我下河镇，接着日寇侵占我罗庄、上河、灌城，嘉山靠康家庄村山坡上建了炮楼，五里岗有炮楼，北孝墓村东坡上有炮楼，下河是大炮楼，口南是个大据点。这时全区内均为日寇控制，全区为敌占区。环境恶劣，十分残酷。

 四区委书记和士珍，区长武振范，领导全区人民与日寇进行坚决斗争，一直坚持到胜利。

1943年秋季，我调任曲阳县县司法处任审判长，就是司法科长。

1944年4月县委送我到阜平石家寨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去整风学习。我先分队学习，后因我历史简单，不需审查，就调出队，在校内部为整风服务。我在三队为行政领导，叫行政管理员，有几个助手，主要办好队上伙食。我们就想方设法调济伙食，把食堂办得非常好，全队学员非常满意。

三队学员毕业后，我又入11队学习。当时我记得常玉林我们在一起学习。直到“八一五”日本投降，分局决定派我们到热河省承德去接管地区。王国权带队，刘锡三、常玉林、武振范十余人赶奔热河，行军50余天到达承德。我由省委分配到滦平县任县长，在滦平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。

1948年春，丰宁县、滦平县合县，我任联合县县长。1948年秋，我调热西专区任粮食局局长。

1948年12月张家口解放，行暑主任张孟旭调我进张家口市政府粮食局，调粮支援平津战役，做支前工作。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，1949年3月9日转入工业，省委派我到宣化任龙烟铁矿党委书记。

1950年冬，我调北京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，任北京市西单大木仓矿业研究所军代表。1951年春调回钢铁局任秘书处处长。 1953年任局办公室主任。1955年夏，冶金工业部保送我到东北沈阳东北工学院学习文化。1956年9月1日，我考入北京钢铁学院，在学院学冶金专业，1959年10月毕业，冶全部组织我们参加国庆十周年，我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礼。1959年11月，我被派到陕西省冶全局任生产副局长，管钢铁生产。1963年治金部调我回北京任中监委派驻治金部监察组领导成员，职称是中央监委监察员。1955年参加治全部林泽生副部长的四清工作团，到山东淄博市501铝厂搞四清一年。

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说我们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，1967年群众组织造反派把我还有两位同志揪回501厂游街，批斗半年。1968年2月才由厂释放我们回来。回部后，我们已被造反派夺权，就天天参加批斗会。1969年2月即正月初四，我被下放云南草坝“五七”干校劳动改造。1970年7月20日，我调到四川长城钢厂工作，我任副职、革委会副主任，管政工工作。

1977年调北京东燕郊冶金部直属单位——治金地质会战指挥部任副总指挥，也叫副主任。1984年2月离休。在指挥部工作期间的1983年，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96年8月26日写于燕郊   

附：

武振范在另外一篇文章——《抗击日寇，保家卫国—一个抗日区长的回忆》里，控诉了敌人的残暴，表达了失去亲人的悲痛，也追忆了在抗日战争中的日常作息，对付敌人的工作方法。

以下为部分摘录：

“从1941年秋季到1943年秋，日本鬼子集中兵力，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‘大扫荡’，他们采取‘铁壁合围’、‘蓖梳’战术，企图消灭我军区的主力命队。在‘扫荡’中对边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‘三光’政策，凡日寇所到之处，尽是残垣破壁，尸横遍野，惨不忍睹。这两次大‘扫荡’，日寇在阜平的平阳村、曲阳县的武家湾村一带杀人1000多人。平阳有个千人墓，现在需保留下来，这是日寇罪行的铁证。在这两次‘扫荡’中，仅我家就牺牲了8口人：我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子、女儿、二弟媳、小侄女、三弟。这血海深仇，我们永志不忘。

在‘扫荡’中，我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展开全面反‘扫荡’，打伏击、地雷战，机动灵活地打击、消灭敌人。民兵中也出现了许多抗日英雄，其中最著名的有阜平县东庄湾的地雷战英雄李勇，曲阳县尖地角村的神枪手李殿兵。”

“‘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’，环境残酷了，我们对敌斗争的办法也多了，工作方法也更巧妙了。这时，区干部都分散在村，每个人管几个村，搞村自卫战。同时，区干部都有自己的堡垒户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白天在一个村工作，晚上带领民兵、游击小组出动到炮楼去喊话，教育伪军、汉奸，要他们不要做坏事，鼓励他们弃暗投明。区干部在服装上与当地群众一样，这样白天活动、执行任务也和群众在一起，随着农民去种地。冬天，和赶毛驴、卖媒的人们一起走，这样，岗楼上的敌人看不出谁是干部，谁是老百姓，不易暴露身份。但走路时要特别警惕，作到‘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’。进村时，先在村边听村子里的动静，一般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，村里有推碾子声、做小买卖人的叫卖声，就可以进村了。如果听到动静不对，必须立刻转移。因为这时敌情变化特别快，前一个小时这个村没有敌人，后一个小时就可能有敌人。夜间活动，到哪个村去要保密，工作完了之后及时转移。夜间睡觉得特别小心，在没有地道之前，夏天夜间不住村里，要在庄稼地里或山沟的土洞里睡觉。冬天住在村里，不能脱衣服、袜子，一夜往往得转移几个地方，不能住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否则容易被汉奸告密。夜间最危险的时候是拂晓时分，敌人常在这个时间包围村庄，所以黎明时必须起床，到村边听听动静，一旦有情况，立刻转移。

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，区干部下乡吃饭严禁喝酒，喝酒客易出事，这是有教训的。县工会干部高彦学同志到我区帮助工作，一天他喝了酒，酒后到棋盘村，由于不能应变，不幸遇到敌人而被捕。在敌情多变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，一点都不能麻痹大意，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。否则，不但不能抗日，而且不能生存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曲阳县委党史办供稿